“西关遗少”—— 梁基永
如今的梁基永已是而立之年，却有着惊人的造诣。在广州的收藏界中，其名是广为人知，在书画界，被前辈们公认为最具发展潜力的青年书画家；在音乐上，尤其擅弹钢琴；在文学上，中山大学博士学位、“中央研究院”访问学者等更是有力的诠释。对于这样的一位全能奇才，他追求的不是功名利禄、荣华富贵，不是灯红酒绿、莺歌燕舞，而是一种“皇图霸业谈笑中，不胜人生一场醉”的坦然和淡然。
“双海棠” —一对的石榴红水仙盘。它不光是一对水仙盘，下面的底座是用酸枝雕镂的很精巧的一个如意纹理。石榴红很难烧，釉里含有其他的成分，烧出来的红是娇艳无比的红，具有一定的价值，旧时的文人因为喜爱，习惯把自己的书房叫做“双海棠馆”。
“诗书传家”
“一湾溪水绿，两岸荔枝红”是对羊城的文化名片—西关的最真实写照，这个拥有两千多年历史文化底蕴的地域在如此的世外桃源下造就了多少名门望族，而梁家正是其中的一支。梁家家族兴盛创始人是人称“陶瓷梁”的梁大镛，提起这位先祖，梁基永敬仰之情溢于言表。正是因为他另辟蹊径，创办广州著名的陶瓷商号“五常号”，以经营外贸陶瓷商业致富。作为一位商业大亨，梁大镛遵奉“诗书传家”的古训，不想儿女染指商务，而让其更多的时间去感悟生活，情趣生活。正是智者风范，造就“梁进士第”，人才辈出的旺门世族。而梁基永收藏、研究古玩的爱好与家学的传承息息相关，是先人夙愿的隔代传承者典范，其自幼酷爱文学，并对祖传的字画、瓷器及科举文物怀有浓厚兴趣。
古琴—据《陈澧集》记载，同治年间重修六榕塔，把塔上一段北宋时期的木头拆下来做了两把琴，其中一张保留在中山大学，另一张现在由梁基永保管。
提起家族中对其影响至深的人，他首先想起了学音乐的祖父梁建志—会弹爵士钢琴，闻名于上世纪50年代初，曾创办岭南轻音乐队。梁基永说：“至于爷爷一辈对我的影响，首先是对我音乐的熏陶。曾祖父聘请白俄罗斯宫廷乐师的两个儿子教爷爷和姑婆弹钢琴，而我自小就随姑婆学钢琴，不是自夸，弹得还可以，以此为生完全没问题。”并且，他还说爷爷很有世家子弟的派头和风范，比如性格温和，不阿不谄，喜欢干净，注重仪表，说话斯文，很有礼貌；还有一点，从不做家务。正是自幼跟随祖父生活，长期地耳濡目染，使他也养成了爷爷的脾性—西关少爷的典型性情。
花鸟扇—梁基永自己也是一个出色的画家，他藏有老师黎雄才的不少扇面画作，这是他自己所画的扇面，充满了雅致精巧的岭南情怀。
昔日“西关少爷”长成“半吊子老派人”
谈到“西关少爷”时，梁基永开心地笑了，像个天真的孩子。“读幼儿园的时候就不喜欢做事情，老师和同学们都是这么叫我的，所以印象很深刻。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时候这样叫绝对是一个贬称，现在就无所谓了，被别人这样称呼，我还蛮得意的，”他说，“自幼是被老一代保姆带大，家里的生活方式已注定与一般孩子生活习性有差异。”其实，当今许多人因对西关文化了解颇少，误认为西关小姐就很漂亮、很挑剔、很讲究，西关少爷很气派之类。在梁基永眼里，他们的精髓是在于他们的那一种教养和生活态度，因为家境比较富裕，能够接受良好的中西方教育，使其形成一种超然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著作—梁基永出版过《中国浅绛彩瓷》、《中国明清扇面赏玩》、《中国青花瓷画赏玩》等著作
正是在这种文化气氛下成长，造就了现在的梁基永。他不但用心苦练钢琴，古琴，而且还师从王贵忱、李曲斋、黎雄才这三位文化界名师，得其真传，练成“书画双绝”。但最令梁基永想不到的是“本该当钢琴家，却成了收藏家”。其实，梁基永的“收藏家”之路也并未想象中的一帆风顺。小时候，接受非常正规严厉的家族教育，甚至“拿筷子的姿势不规范就不给吃”，但自幼对古董与古文献的酷爱让他一直坚持着自己的志趣。尽管家人有着“玩音乐败家，玩古董更败家”的思想，尽管家人不甚支持和视其为“怪人”，但这并未阻碍他对志趣生活的追求，他最终还是走向了收藏之路。正因为是世家子弟，见多识广，接触的古玩多，使他不容易被各种东西所诱惑，也不屑于阿谀奉承和抄袭。梁基永认为 “珍贵”和“贵重”是不一样的，“我看重的是文物的研究价值，是它折射出的当时社会文化内涵，而不是越贵越好”。
梁基永成为了都市里的年轻收藏家，但谁能想到，这位众多宝藏之主才三十多岁。在2000年广州博物馆举办“梁氏拾清楼藏广东文物展”期间发生的一段小插曲见证了众人的猜疑。当时有馆方人员认为《前言》称梁基永“生于1973年”可能是“生于1937年”之误，因为如此资深的收藏家通常已年过六旬。正是实际年龄与大众收藏家的巨大差异，使其标新立异，成为自得其乐的“半吊子老派人”。
“醉翁之意不在酒”
谈起梁基永，不得不谈他的如同私家国粹博物馆一般的居所，虽在闹市一隅，却独具幽静。庭院错落有致，嵌着满洲窗的大玻璃，还有木窗格里雅致的山水图案，与窗外的修竹深木相互交映，呈现一种浑然天成的美感。他的书斋“梳影小阁”是藏宝、研究的主要场所，里面古色古香，包罗万象，明清古籍、文献、文史资料、工具书塞满书橱。那套明末版本的广东最早的古琴琴谱《蓼怀堂琴谱》如同天书一般，据说全国仅存几套。墙壁上一幅明朝东莞籍画家张穆的杜鹃鸟画作，与旁边的古琴相映成趣。古琴是他的心爱之物，出自清代，取六榕塔上的宋代古木制成，音色纯净，神韵犹存。这古朴典雅的生活环境已经全力诠释了他对古董的那番感情。
梁基永认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应该艺术化，而且真正的艺术是敞开的，是个人的，也是大众的；艺术需要交流，需要切磋，经得起时间考验和人们评论。都市里的忙人多为物欲所累，艺术被搁置起来，供奉起来，可望而不可即。所以他是幸运的，在忙碌的生活中偷闲或者支出一部分用于收藏一些古董，成了一种亲近艺术的手段，对生活的艺术化功不可没。正如他所讲的，“你可以一边收藏为怡情养性，一边为了能和更多的人交流，同样也是增加生活的乐趣，同样也是在把生活艺术化，个中乐趣，也只有自己体验了”。
关于收藏，梁基永却有“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感悟—收藏的快乐并不在于挣钱。在其收藏丰盛时，曾有人高价收购，但都被拒绝了。他说“志趣无价”，其初衷是对古时代文化的强烈热爱，为了做学术研究的需要，并不是为了挣钱而收集古董。他还认为好的东西—古董和新的一样，看古董，不是单纯地看一件过时的物品，虽然在制作艺术上有很多是今人无法超越的，但更多的是通过看古董来了解古时的社会风情、人物风貌，在了解的基础上也同时了解了古代的许多东西，同样也给我们今天以启发。
“无巧不成书”的收藏情缘
谈到自己的收藏经历，梁基永非常快乐，他完全陶醉在对这些东西的热爱里， 称其为“另类的收藏家”并不为过，而且，他在收藏这些古玩的过程中充满了种种难忘的机缘巧合。在粤西罗定，经研究所一位老师介绍，他去一位出自书香门第老先生家里去收购古玩。应老师尽量照顾的要求，高价收购了一些字画。买后，那位八十余岁的老先生另赠送两份祖先诗集的复印件。梁基永回去之后经过整理，出资刊印，不但聘请名师为之写序宣传，送到各图书馆，而且还回寄给老人一份，让其深受感动，于是与他建立了长期的真挚友谊。有一次，那位老人写信邀请他去观看家里的一把古琴。因酷爱古琴，梁基永甚是激动，马不停蹄地赶了过去。老人从阁楼里取出一把很破旧的古琴，上面还沾满了泥巴，梁基永掏出身上仅带的万余元立刻买了下来。回到旅馆，经过擦洗干净，他发现这张古琴与广州有不寻常的渊源，是在同治年间重修“六榕塔”时取塔上一段北宋时期的木头精制而成，非常有意义，跟广州很有缘分。
后来，他从那位老先生口里得知，这张琴是由当时广州有名的古琴家李息斋做的，经六榕寺的住持勤安和尚转送给老先生的曾祖父，并且一直保留在那个小县城里。巧合的是，后来研究所的老师主编了广东清代学者的陈醴的文集，在里面的一篇文章中梁基永居然发现，中山大学也收藏了一张同样出自李息斋之手的古琴真可谓“无巧不成书”。他去找图书馆的师姐帮助借琴，找来之后，竟发现中山大学收藏的那张琴后刻字记载重修六榕塔的事，大意说当时拆下来的木头至少做了两张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经过一百多年的漫长等待，同一段古木制作的琴居然先后在不同的地方，由梁基永的“无巧不成书”的收藏机缘—冥冥之中的一种不可思议的缘分—重新聚合在一起。
这次百年难遇的收藏情缘，使梁基永铭记于心，甚至准备写论文把这个故事记录。他说古琴的价值贵重，约十万以上，但收藏的意义更深远，因为广东历史上由本土人做的古琴保存下来的很少很少，远不像江南那么多，并且古人公认的做琴最好的材料是寺院里的树木，因为这些木头天天亲近袅袅香烟，听尽钟鼓纯净之声，并与之遥遥相应，弹奏出来深有韵味。他收购的这把古琴已经变成了暗红色，略显沧桑感，但难得之处在于其音质完好。
这就是梁基永，一个“隔代承传”，尽现先人夙愿的名门望族后起之秀。一个而立之年已对“琴棋书画”深有造诣的全能奇才，一个以另类收藏尽显艺术人生的“西关遗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