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杜德《玫瑰集》
洛可可与院体画 自然之花
一种模仿的现实主义，画出一朵真正的花儿，然而在这里一朵花和一个瓶子罐子的功能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自17世纪以来的西方文明中，花代表着世间的短暂华美和愉悦，在宫廷与贵族主流的壁画、纺织品、服装、书 法、插图、家具等方面大量使用。巴洛克与洛可可的奢侈浮华，几乎是金银与团花搭建而成的圣殿。作为宫廷画家的皮埃尔·约瑟夫·雷杜德（Pierre-Joseph Redoute）被法兰西的王公贵族和上流社会的人们比 喻成“花之拉斐尔”。法国大革命时期，拿破仑的皇后约瑟芬在巴黎郊外的梅尔梅逊宅第建造了一座宏伟的玫瑰园。据传她的玫瑰园中种植了3万株玫瑰，几乎包括世界各地所有珍贵品种。她的花匠也是史上第一个 尝试人工栽培玫瑰花种的人。出于对她热爱玫瑰的敬意，在英法海战时，两国曾停战以便运送玫瑰给她的船只通过。约瑟芬请雷杜德去玫瑰园画玫瑰，于是产生了一本被世人称为“玫瑰圣经”的画册。这也许并不 仅是一个女人对花卉的喜爱与要求，一个阶层的审美与趣味为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画师们，他们不必苦苦思虑，用尽自己所有的技能再现美丽的花，就能讨好这个时代的时尚。
周之冕《百花图》明代
在东方，“一花一世界”的体会也不可避免地浮现出来。《宣和画谱》的花鸟绪论之中提道：“五行之精，粹于天地之间，阴阳一嘘而敷荣，一吸而揪敛，则葩华秀茂见于百卉众木者，不可胜计。其 自形自色，虽造物未尝庸心，而粉饰大化，文明天下，亦所以观众目，协和气焉。”综观花鸟画之发展，自唐正式确立花鸟画科以来，历经五代、宋、元、明、清，至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至北宋时期，院体花鸟画更 是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巅峰，代表着以模仿现实事物和酷肖自然为审美标准的北宋时期工笔花鸟画的最高水平。虽然被文人画家斥之为“画工”，但仔细分析这些“众工之事”，其实并非只追求“ 形似”，透过他们的画作，我们依然能够体味到其抒发性灵的写意精神。元明之后，花卉更是成为文人画的主流题材。北宋画家徐崇嗣创立设色没骨法，至明代宫廷画家孙隆对其进行了改进发展，很快在画院内流行，并 影响到后世文人画；明代另一宫廷画家吕纪之工写相兼的花鸟画对后世文人画发展亦起到了一定的启迪作用；明代中期，吴门画派领袖沈周进一步发展了文人水墨写意花鸟画的传统，对晚明的画坛影响颇大。梅兰竹菊，被人 称为“花中四君子”，成为中国人感物喻志的象征，也是咏物诗和文人画中最常见的题材。其根源在于对这种审美人格境界的神往，暗喻自强不息，清华其外，澹泊其中，不作媚世之态。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馆”的沈周《玉兰》、《菊》两页，来自于沈周的《写生册》。图中玉兰以晴朗明洁的韵致打动观众，湿笔中锋勾勒枝条，正如乾隆御笔所言，“似中无刻画，淡处有精神 ”。菊图则是勾花点叶的笔法，画出傲霜凌秋的姿态，两朵花魁仰面盛开，花瓣圆转，用淡墨勾花瓣，叶片的正面以浓墨描绘，反面则是淡墨，墨气变化使其生机盎然。沈周在写生册页的自题上记着：“我于蠢动 兼生植，弄笔还能窃化机。明月小窗独处坐，春风满面此心微。戏笔，此册随物赋形，聊自适闲居饱食之兴，若以画求我，我则在丹青之外矣。”
